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，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。
即使相同的法律条文，在具体适用的场合往往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，使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。再次，使用梯度算法提升模型预测结果的精确性，对比预测结果与法官决定的差异，分析影响人类法官决策的潜在因素。
机器学习的结果与统计学的相关性分析类似，都是一种法律数据拟合度很高的计算模型，可以实现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法律结果的预测。计算法学的发展绕不开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推广，更无法取代法律实证研究的知识贡献。伴随数据时代来临，法律实践更容易被数据记录、捕获，奠定了法律计算的数据基础。获得一种对同类数据相同方法处理的学习分类器，使得新出现的案例数据对应预测分类。相比机器学习面对单一客观关系的预测结果，法律人决策面对的更多是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观性法律关系，复杂的人类法律决策夹杂人类常识、情感与主观价值判断等因素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是—种站在第三人视角观察现象、总结规律、建立理论的方法，实际上难以模仿和学习人类常识和主观性认知，更不擅长模拟法律人的决策与内心推理过程，至少在复杂案件中难以模拟、超越人的决策机制的效果。
不过，这种学科定位与发展模式仅是科技与法律简单交叉的研究定位，可能导致计算法学与法律人工智能、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究内容重叠。以做实证研究来促进法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进而寻求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共识，正在成为美国式法律实证研究（计算法学）发展的新方向。年终召开村民（居民）代表会议，根据积分情况确定守法诚信户和违法失信户，并在自治范围内兑现相应的奖惩措施。
私事因有社会影响和文化公共性，也逐渐成为基层治理事务。其他法律法规、政策规范、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则在各自范围内规定失信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。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三治各有其效用空间和作用方式。这样，社会诚信机制就可以约束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予以否定评价的行为，通过自治运行来保障法治和德治，从而重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资源，在基层治理中促成三治融合。
在传统社会，社会信用系统建立在家庭信用的基础上，家庭是经济活动的主体。社会诚信机制的运行，依赖村庄（社区）的自治机制，在操作层面体现为积分制实践。
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弹性，回应了现实的治理需求，是独具特色的实践，对此应有制度自信，予以客观认识。村庄（社区）通过召开道德评议会来评定具体加分扣分，并记录到诚信档案管理系统。维持社会诚信机制运行，只需要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投入不多的物质性资源。所有不侵犯个人权利的信息都可以记载，这些信息在不同层次和范围内服务于不同的目的，关联不同的不利后果。
基层治理事务按其性质可以分成三类：一是政策执行类事务，二是社区公共事务，三是家庭或个人私事。群众可以运用法治话语，主张维权，要求基层干部尊重权利、履行义务。虽然商务诚信建设方面有成熟完备的模型和方案，但社会诚信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商务诚信，难以简单借鉴。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个方面，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都是缺乏的，基层治理难以高效展开，难以约束忽视义务和责任的行为。
在此背景下，社会诚信机制以家庭户作为基本信用单位，对所有家庭成员的社会诚信状况进行记录，由其共同承担诚信激励或失信惩罚，就有相当的合理性。有些信息在村庄或社区层面公开，在自治或社会道德维度上承担失信的不利后果。
县政府认为老年人赡养问题需要治理，就下发《关于开展敦促赡养人将被赡养人接入安全住房共同生活的通告》，将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记入家庭诚信档案，敦促保障老年人权益。另一方面，社会诚信机制的运用，自始便有工具属性，不加限制容易被基层政府或自治组织的私利绑架，从而可能违背法治精神，遭到违法运用。
只有社会诚信机制在实践中发挥功效，相应的规范理论才会进一步发展。因此，法治社会建设坚持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，法律规范、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共同作用，以自治维护法治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。同时，两工制度取消，基层干部不能要求村民出工，不能强制执行自治组织一事一议的民主决策，制约手段缺乏。（三）社会诚信机制的治理功能 司法、行政、自治、德治等单一手段各自面临困难，基层治理面对只讲权利和利益、不讲义务和责任的个别群众，缺乏可用的资源，缺乏有力的制衡措施。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是，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发挥市民公约、乡规民约、行业规章、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。
权力是能动者调动资源建构方法以获得结果的能力，这种结果是行动者直接介入事件过程所带来的。党的十九大提出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。
在家庭诚信档案中，对行为的道德评价被纳入诚信范畴，社会诚信机制对家庭遵纪守法、遵规守约等情况作出评估，并据此施加有利或不利后果。在一些村庄的诚信积分规则中，甚至拒不支持村组干部工作也会导致减分。
同时，制度设计者的经验积累还不够，认识无法一次到位，技术能力也还不成熟。法治是自治的一个必要条件，任何程度的自治都需要良好的法律体系。
这也是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原因。司法审判的既判力，非经司法程序不得推翻。在基层治理中，社会诚信机制将法律和道德评价的行为纳入自治环节，对它们进行社会诚信评价和奖惩，重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资源，促成了三治融合。例如，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，针对农户进行信用评定和核定，主要依据农户基本情况（身份、住所、职业、收入等）、资产负债状况、生产经营状况、信誉程度等指标，而不仅仅根据个人相关情况。
伴随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，必然出现治理主体多元化、治理工具多样化的趋势，社会事务越来越倾向于由多元主体通过社会机制解决，政府也不断助推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介入。一方面，很多社会主体支付不起司法运行的成本，这容易使经济能力强的社会主体在纠纷中占据优势，从而导致基层事务处理的非正义性。
社会诚信机制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制约方法，在配置性资源缺乏或原有权威性资源无效的情况下，为基层治理提供新的权威性资源。私事更不宜简单通过行政方式处理。
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，应当弥合这些张力，既满足治理需求，又助力法治社会建设。从制度上讲，自治决策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获得法律效力，但在耗费审判成本后，执行成本同样很高，因此在实践中几乎不会诉诸司法。
三治融合发源地——越丰村，建立一约（村规民约）、两会（百姓议事会、乡贤参事会）、三团（百姓参政团、道德评判团、百事服务团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，开创了大事一起干、好坏大家判、事事有人管的新局面。因此，有必要构建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治理的社会信用体系，让违法失信处处难行、守法诚信处处受益，从而敦促全社会树立诚信意识，让社会诚信建设进入良性循环，并服务于法治社会建设。社会诚信机制的背后是法治社会的逻辑：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，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、政策规范、法律规范共同作用。家庭诚信档案制度中，按照积分规则获得一定加分，就可以优先享有某些机会、获得某些福利，或者直接兑换为经济利益。
约束作用不仅体现为惩罚失信户，还在于通过警示来预防违法失信行为，从而增强社会诚信机制的有效性。四、社会诚信机制与法治的张力 社会诚信机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新的有力治理手段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有些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，在法律法规层面承担违法失信责任。第三，社会诚信机制遵循自治规则运行，受到法治的保障。
在治理需求下，这些事务不断被纳入社会诚信评价范围，以社会诚信机制为基层治理手段的趋势日益加强。社会诚信建设关联基层治理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实践，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，其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总结，提出的理论命题需要回应。
